三大因素支持中国港口率先走出阴影

杜麒栋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世界港口和中国港口集装箱运输都带来重大冲击。面对这一危机，谁又能够率先走出阴影，实现复苏？原因何在？这无疑是非常牵动人心的话题。

    笔者认为：有三大因素支持中国集装箱港口率先复苏。

    一是中国外贸仍然具有比较优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国际分工中相当部分是中低端产品。国际金融危机使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贸易需求减少，其中价格弹性高的中高端产品首先受到冲击；而对那些生活必需，价格弹性低的中低端产品可能更稳定。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口红效应”。我国长三角口岸外贸统计也显示，上半年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要明显好于机电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表明了国内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成本优势。反映到港口生产，就是出口货运和集装箱量下降幅度要低于外贸出口的下降幅度。珠三角和长三角港口统计也显示外贸箱量的降幅小于外贸额降幅的50%。同时我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时准备在吸纳国外商品的进口。因此港口外贸吞吐量降幅可能比预计的要小。

    二是拉动我国内需的动力比以往更强烈。2003年来中国港口吞吐量每年增长7亿多吨，其中内贸吞吐量5亿吨；内贸集装箱平均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长，说明我国内需增长的强劲。我国城市化进程是拉动内需的根本动力。当前我国城镇人口已达5.94亿，城市化水平44.9%,比2000年增加了1.36亿，提高了8.7个百分点。这一进程还在全面推进，预计未来10年，仍将以每年1500万人口的速度增长。其特征是房产和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道路、商场、公共设施等配套建设上马。有专家测算，未来5年每年保障性住房开工面积需要10亿平方米，耗资数万亿，并带动钢铁、水泥、家电、家具、汽配等数以百计的上下游产业发展。沿海地区的许多对外加工产业已开始转为内需生产，因此港口内贸吞吐量增幅可能比预计的要大。

    三是我国政府扶持港口发展的政策。去年以来，国家和各地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政策，以尽可能缓解金融危机对港口的冲击，其中以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政策的支持力度最大，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建成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在洋山港区将建立国际航运综合试验区，并可能首次实行启运港退税制度。这些政策对提升中国港口竞争力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其影响将逐渐显现出来。这些政策对港口的支撑力度是我国周边港口所难以抗衡的，因此中国港口的复苏可能比预计的要快。

    今年上半年，全球大部分著名集装箱大港跌幅均在15%～20%，排名第一的新加坡港处理集装箱量1229.9万TEU，同比下跌18.4%；香港和釜山港跌幅在17%左右；欧洲的鹿特丹港完成460.8万TEU，同比下跌15.1%，安特卫普港完成361.5万TEU，下跌18.5%；美国洛杉矶港完成318.6万TEU，跌幅为15.6%，长滩港为233.3万TEU，增长-27.4％。相比之下，中国的集装箱港口跌幅相对较小，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集装箱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5246万TEU，同比降幅从2月份的14.8%减少到10.2%，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有4个港口出现正增长，青岛港增长1.9%，天津港增长2%，营口港甚至出现了20%的正增长。有人预测，2009年我国在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的席位可能会增加到7个。

在我国港口中，又有哪些港口能够率先实现复苏？按照前面的论述，那些内贸集装箱运输占有比重较大的，外贸港口中低附加值商品比重比较大的，宏观调控中政策支撑力度比较大的港口占有优势。可能没有一个港口能在所有三个因素方面都占有优势。就像打牌，我们不能改变手中的牌，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打牌。

（作者系中国港口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