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有不少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时，曾考虑到辛亥革命中烈士子女的抚养问题，决定成立南京孤儿院，于是任命黄兴的夫人为院长，筹办此事。后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和黄兴发动二次革命，因革命失败，孙、黄被通缉，孤儿院被迫停办。孤儿院的孩子们只好被慈善人士收养到南京红山南朝古寺——嘉善寺。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覆灭，当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在首都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园附近，创办学校，专门收容北伐大革命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先烈后代，学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中常会推定由宋庆龄、蒋介石、蔡元培、胡汉民、何应钦、何香凝、宋美龄、王文湘（何应钦夫人）等组成遗族学校的筹备委员会。决定任命宋庆龄为校长。12月，按中常会的决议，即在南京户部街天印庵成立遗族学校筹备处，由著名教育家章绳以为主任。

  筹建工作刚起步时，各省国民革命军的遗孤闻讯即纷纷来南京，要求上学。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筹备处便决定招收学生先行开学，选定先在城内大仓园设立临时校舍，凡北伐阵亡将士的子女，年满6岁至18岁，身体健康，能独立生活的，不论有无文化，都可申请入学。经批准入学后，学、食等费用，均由学校供给。1929年4月正式开学，设有小学六个年级，入学年龄6至11岁。另设一个职工科农事班，入学年龄最大不超过20岁。

  由于遗族学校既不隶属教育部，也不属于南京特别市管辖，其开办费和经费来不及编入财政部当年的预算，经过商谈，后经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孙科同意，在陇海铁路东段（徐州至连云港）货运附加税内划拨一部分资金，充作费用。由于有宋美龄本人和多位国民党要员直接参与，学校的经费在公开劝募之后，竟然达50多万元。而且那时的国民政府也十分支持这所学校，每月的经常性经费多达5000元大洋，后来又增加到12000元。学生的待遇更是十分优厚，因为学生都是遗族子女，所以学费一律免缴，并且还由公家供给一切生活用品。

  时任中山陵园主任技师的傅焕光负责在中山陵园附近负责选择校址，蒋介石也亲自多次前去勘视，最后决定在四方城前建校。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画了校舍的地盘图，后因病改由朱葆初继续绘制校舍的详细建设图纸。学校建设规模宏大，建筑面积共200余亩。1929年2月开工建设，至9月建成。校门为传统牌楼式，校门正面“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由书法家、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书写；背面是蒋介石亲题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门前自南至北是一条大石子马路，南到卫岗接宁杭公路，北到四方城接中山路，汽车直通学校。校园内的布置、栽花、植树、铺草地等，均由陵园管理委员会的园林专家设计，校园点缀得十分美丽，成为学生生活的乐园。教室、宿舍、办公室、医院、农场、厨房、浴室等更是一应俱全。1930年冬，因学校扩大，实行男女分校，另设遗族女校，暂借羊皮巷1号为临时校舍(后为东风剧场原址）。教师大部分是原校的老教师。1933年，宋美龄指拨中山门外宁汤路旁遗族学校农场地100亩建设女校，采取当时金陵女子大学的宫殿式大屋结构（今南京农业大学处）。

  遵照孙中山先生“双手万能”的教学方针，遗族学校十分重视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组织他们参加农场与工厂的劳动，希望使学生能成为“手脑并用”的生产者。

  宋氏姐妹十分关心这所新型的遗族学校。宋庆龄对教师们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而设立的，教育对象是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人士遗孤。因此，一定要为彻底实现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教育主张而努力工作。”教师们也常去晓庄师范学校，向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教。为鼓励学生继承父志，学校还常请国民党元老到校演讲，如胡汉民、林森、于右任、蒋介石等都曾到该校演讲。

  由于宋庆龄忙于国际反帝同盟的工作，因而遗族学校的校长职务由宋美龄全权代理。宋美龄很注重农业，她认为农业是建国的基础。根据她的意见，学校设立了农科。她又从上海迁来一个良种乳牛场（今卫岗奶业公司前身），供学生们实习之用。她还兴建了一个织袜厂，有机器20多台。所有这些设施都是供学生参加劳动和学习技能而建的。宋美龄还在新街口羊皮巷口设立商店，专门销售学生生产的农产品和女校学生制作的工艺品。

  1930年5月，孙中山先生的生前老朋友、国民政府的高等政治顾问、美国人林白克，曾到遗族学校参观，并在大礼堂向全体师生讲话，由宋美龄翻译。他对孙先生“手脑并用”的教学思想表示赞许，并称遗族学校是“当今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

  蒋介石看到学校向荣的景象，叫励志社副总干事邓士萍（湖南人，长沙湘雅大学毕业）到其家乡浙江奉化溪口，按照遗族学校的模式筹设了一所武岭学校（中小学）。武岭学校便与遗族学校结为兄弟学校。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国内发生了新的军阀混战，如1929年的蒋桂之战、蒋冯之战，1930年的蒋阎之战。1930年5月，南京教导第一师奉命调往陇海前线抗击冯、阎之军。出发前，师长冯轶裴亲自率领全师官兵参观遗族学校。随后，励志社总干事还把遗族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拍成电影，编辑成《遗族学校新闻特辑》，作为蒋介石激励前线官兵英勇作战的宣传片。

  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是古代金陵文化特色之一。

    金陵文化的一个方面，是崇文尚雅，雅文化得到高度发展。金陵区域的雅文化代有高峰，名家辈出，在文学艺术、学术、科学、教育、宗教等方面独领风骚。例如，南朝谢灵运和谢朓开创的山水诗派，当时文坛领袖沈约称赞“二百年来无此俦也”。梁武帝更说：“不读谢诗，三日便觉口臭。”高雅如此，更使唐代大诗人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写道：“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谢朓，字玄晖) 。”

  又如，曾住在建康(南京)定林寺中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新的阶段，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杰出著作。南朝梁钟嵘的《诗品》，思深而意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清代从安徽全椒移居南京的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与南京有渊源的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孔尚任以南京秦淮名妓李香君与侯方域爱情故事为线索而创作的《桃花扇》，都是享誉中外的古典小说或戏曲名著。在书画领域，金陵更具有特色。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出生于建康乌衣巷的高门大族，其中王羲之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雄强多变化，被尊为“书圣”。

  明代南京的科学事业也很发达。例如朱元璋在南京北极阁扩建天文台，比世界闻名的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建于1675年)还要早290年。郑和七下西洋，其所用航船多为南京龙江船厂所造，其中大型宝船可乘坐千人，这些都帮助郑和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顶峰。

  南京地区的宗教也相当繁荣，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中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并非夸张。

  南京的教育历来也很发达。早在东晋时，南京就创立了太学。南朝宋时，在南京开始设立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四馆，可算是我国分科大学的开端。明代在夫子庙一带设立国子学，以后为应天府学，而江南贡院的号舍达两万多间，每次可容纳考生两万多人，其规模之大，居各省之首。

   金陵位于南北要冲，南北交往频繁，往往“南风北俗萃于一城”，多方面地展示了俗文化的风貌。

  早在六朝时，建康(南京)为都城，元宵灯火极盛，为全国之冠。自明代以来，南京灯市盛传不衰。后来夫子庙增建贡院，加上秦淮河是当时南京的交通要渠，游帆舟旅，商贾往来，桨声灯影，异彩纷呈，还有那烟花女子“秦淮八艳”等名扬四海，金陵风味小吃“秦淮八绝”享誉天下。夫子庙元宵灯市、“秦淮八绝”、“秦淮八艳”等，几乎成为金陵俗文化的缩影。

  金陵特色文化中还存在着一些迷信、愚昧、颓废、庸俗色彩的落后文化乃至腐朽文化。例如，六朝文化与明清文化中的“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式的享乐文化、黄色文化，影响很远，流毒很深。还有所谓南京式的“市骂”，也不同程度上败坏了南京的文化形象。建都建康的六朝和南唐等多亡国之君，因而人们对金陵历史文化的印象，往往与享乐、偏安、亡国联系在一起。

   其实，正是在激烈竞争、政权更迭、社会激荡的历史中，金陵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兴亡之感与忧时意识，其主流则是“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进取精神、争胜意识和爱国主义。例如，东晋祖逖有志于恢复中原而致力于北伐，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曾中流击楫宣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南朝宋宗悫面对着南北对峙的政局，少有大志，任气好武，自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明代诗人高启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云：“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这些正是金陵文化的基本精神，即先进性的体现。

    南京曾经有一所学校，名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其培养对象是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的子女及辛亥革命先烈的子女。该校1928年开始筹办，1937年因南京沦陷而解散，1945年抗战胜利后恢复，1949年迁往杭州，最后迁往台北，到1953年终止。虽然该校存在时间不长，但因其与许多民国政要有关，因而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

  抗战爆发后，鉴于南京形势严峻，学校董事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停办遗族学校。当时正值暑假，留在学校的年幼学生由家属领回，其余的派往校办农场维持生产。南京沦陷前半个月，留校的学生由傅焕光带领撤离南京，并将40余头奶牛及全部校具等转运至长沙。因武汉保卫战失利，难于久留，于是再迁到贵州铜仁。后随抗战形势的发展，全校人员辗转到重庆，最后到成都。流亡到重庆的学生，一律留在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工作。对其中有志深造的，鼓励其报考大学。对考取大学的学生，由校董会发给救济助学金200至300元。至于不想离开南京的学生，除维持生产外，还担当保护校舍的任务。

  1937年冬，南京沦陷，遗族女校和教员宿舍，成了日伪军的临时伤兵医院，后来校舍设施几乎全被毁坏。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又增添许多抗日阵亡将士子女，需要及时收容教养，于是宋美龄委派“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筹备恢复遗族学校，经过一年时间的修葺整理，于1946年秋正式开学。学校只招男生，不再招收女生，只办初、高中，不办小学。

  遗族学校前期学生，有许多经过8年抗战，大学已毕业，他们被调回母校服务。有的在教务处工作，有的当各科老师，也有当医务室医生、护士的，他们都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工作很出色。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的溃败已成定局。春节之际，学校开始迁移，不愿走的学生被家属领回，余下的迁往杭州，停留将近一个月后，学校又迁往南昌、广州。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遗族学校300多名学生转移台北，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附中上学。遗族学校迁往台湾后不再招生，1953年，遗族学校送走最后一批学生。遗族学校的南京校舍，由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接管使用。

  遗族学校的毕业生后来分布世界各地，在宋美龄定居美国之后，每年到了遗族学校的校庆那一天，或是蒋介石、宋美龄生日那一天，有些旅居美国的遗族学校学生，都会去宋美龄的住处探望。遗族学校的学生称她为“妈妈”，这些学生目前年龄多半都已经60岁以上，有的已经80开外。

  2003年11月22日，20多位当年遗族学校的同学曾齐聚卫岗寻根，缅怀当年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姐妹亲手创办该校的历程，并纪念该校成立75周年。